北大见闻录——文革初期

1966年6月初，我身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便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激烈战场，转入了文革的风暴中心，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狂潮中奋力挣扎。幸得本人出身于“红五类”——那是指家庭背景属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及革命烈士——加之生性平和，我才得以在这十年浩劫中安然无恙，过得平凡而普通。在这十年间，我未曾一跃成名，亦未尝皮肉之苦，唯有精神历经了炼狱般的磨砺。回顾这段历史并深入反思，不仅对我度过余生有所裨益，亦能对后辈有所启迪。

聂元梓等七人发表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傍晚7点钟，我亲耳在北大收听了中央广播电台播放的聂元梓等七人于5月27日张贴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革期间到底做了什么？》那份著名的大字报，该大字报后来被毛主席称为“全国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时，这一广播在中国各地几乎无人不知，我有幸得以现场聆听，并揭示了该大字报背后的一些幕后消息，这的确算得上是一种特别的“荣幸”体验。

自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6月上旬，我参与了怀柔县杨宋各庄公社张各庄大队的“社教”运动。在此之前，我已参与过首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曾主导“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相较于社教工作队中的清华大学学生，我算是拥有一定经验的。因此，我被指派负责核实一名曾为伪军的人自首其在“讨伐”过程中杀害一名平民的情况。为了查明见证人的确切住址，我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查阅档案。清晨，我骑自行车从张各庄出发，直至下午三四点钟才查完档案。由于天色已晚，我无法在天黑前返回住地，只得选择返回北京大学暂住。

重返北大食堂，与老友们久别重逢，我们畅谈起校内外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展。得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之后，陆平为首的校党委一方与聂元梓一方之间的斗争愈发激烈。

当夜幕降临至七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这一行动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聂元梓及其同行的坚定支持。北大校园顿时陷入一片沸腾，局势瞬间发生了剧烈转变，支持聂元梓的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原本誓死捍卫校党委的一方则迅速瓦解。人们在聆听大字报之后，整夜未眠，议论声此起彼伏。我特意前往哲学系，向一些青年教师请教，从中获取了有关聂元梓的详细信息以及大字报发布的部分内幕。

聂元梓

聂元梓非同小可，其兄聂真与姐聂元素均为党内高级干部。她本人担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曾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担任部长，属十二级干部，十三级以上方为高级干部。在1964至1965年的北大社教运动中，她担任北大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成为张磐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常溪平（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人的关键支持者。社教运动中，她曾意图整垮陆平，但北京市委介入，张磐石、常溪平等代表北大社教工作队向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校党委致歉，并派秘书长王汉斌的妻子彭珮云担任校党委副书记，以强化党委力量。随着形势逆转，聂元梓开始退却，她嫁给了一位年近七旬、比她年长约二十岁的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五级干部），以期自保。康生为诋毁其对手——当时已被免职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北大为突破口，派遣其妻曹轶欧到北大煽风点火，意图“往上搞”。此次撰写大字报，正是得到“通天人物”的支持。今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广播了大字报全文，可见所言非虚。我深知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已陷入困境，教育部亦难以幸免。

6月2日晚上，我重返张各庄。次日，工作队组织了一次会议，告知我与同班的学友徐圣选，近期将返回北大参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清华大学队友中，有人幸灾乐祸地对我说：“等你们回校之后，可得狠狠批评北大校党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则针锋相对地回应：“整个教育界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路线，你们蒋校长（蒋南翔）身为教育部长，自然也脱不了干系，你们清华的问题恐怕不会比我们北大小。”不出所料，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我所言。

问候被批斗者

6月6日下午4点左右我回到北大，直奔38斋5楼。推了一些房间，都无人，我断定同学们在开会，便推门进了会议室。只见同学们坐着凳子围了两三层，年级党总支委员许保福坐在中间的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扶手上有笔记本，他不停地记着什么。许保福是福建人，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党支部委员，同学们叫他“老相国”。我按往常惯例，快步走向许保福，向他示好，并伸出一只手欲同他握手。他当时木然，没有任何表示。我感到惊讶、尴尬，心想我没有犯错误呀，怎么领导对我如此冷淡呀？再看周围的同学们，对我也不像往日友好，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尤其是我们“毛选”学习小组的两个同学，神态鄙夷而愤怒，使我极感纳闷。这时徐圣选把我拉到阳台上，悄声说：“今天，许保福是批判的对象，你刚才向他问好，现在应该知道情况了吧？昨天刚刚批判了王彩霞。”

王彩霞，身为我们历史系62级党支部的领导，来自辽宁抚顺，是一位调干生，年龄比同年级的同学大约五六岁。她平时总是热心帮助同学，深受大家的爱戴，被亲切地称为“王大姐”。可如今，那些昔日备受尊敬的“大哥”、“大姐”们，竟然成了批判的对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徐圣选还向我透露，6月4日的下午4点钟，我们年级的同学刚刚返校，安顿好行李进入宿舍，紧接着便立即组织了对胡振纯和承庆昌两位同学的批斗活动。

胡振纯毕业于北京四中，高考成绩优秀，但据说其父是“还乡团长”，在1947年被镇压；其母是戴帽地主分子，两个哥哥一个是中统特务，一个是军统特务，一个姐姐是右派。有人“揭发”他曾自言自语地说过“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被“内定”为“反动学生”。在同学们参加“社教”期间，他在校内接受劳动改造。

承庆昌的祖父曾身任清政府驻藏大臣，出身于满族贵族世家。外交部大楼曾是他们家族宅邸的一部分。有人曾“揭露”他在梦中咒骂周恩来总理，早在1964年秋季，他就已被内定为“反动学生”，因此未能参与社教运动。在两次社教运动期间，他都在校内接受了劳动改造的惩罚。

在徐圣选的陈述之后，我感到困惑不解。中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针对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王彩霞和许保福不过是党的最底层干部，他们能被定义为当权派吗？再者，他们出身于革命家庭，是“红五类”的一员，根正苗红，态度积极，最多只是存在一些思想上的偏差，或是被他人利用，理应受到教育和争取，而非被推入敌对阵营。这样岂不是无法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至于那些所谓的“反动学生”，虽然应当受到批判，但他们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因此，我并不赞同近期的一些做法。我出身于贫农家庭，父亲是1938年3月加入革命的基层干部，我能进入北京大学，主要得益于党的政策。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我必须遵循党的指导，按照校系文化革命工作组的指示行事。

“六一八事件”

不久后，历史系召开了一次会议，文化革命工作组与系内师生进行了会面。该工作组的组长由煤炭部部长李清和担任，而副组长则包括海军司令部航空作战部副参谋长刘世雄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二处副主任张晋德。工作组成员均为几名持有大校军衔的军官。在会上，他们详细阐述了“二月提纲”被摒弃以及“五一六通知”出台的经过，并向师生们介绍了中央和北京当时的局势与状况，号召大家共同揭露历史系以及北京大学在“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刘世雄，他体格魁梧，口才了得，善于随机应变，因此我对他产生了信任。在历史系，工作组并未支持那些积极揭发批判的“积极分子”，而是从共产党员中选拔并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刘世雄期望出身工人家庭的共产党员赵淑香能成为62级学生的负责人。

1966年六月末，中央文革对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镇压革命运动中的行为提出批评。随后，北大校系文革领导小组中，80余位将军联名撰写大字报为张承先进行辩护，同时校广播电台亦播放了这些大字报。由此可见，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及北京市委对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意图将其打造成为有序推进文化革命的典范。然而，这一举措与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大乱而后大治”的策略相悖。最终，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被撤销，各校师生得以自行解放，并选举产生了校系两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即校文革与系文革。

考古班（自1963年起独立）、中国史班以及世界史班（自1964年起独立）。与以往不同，这次活动中并未见到工作组成员的身影。大约十点多一些，中国史班内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将许保福与王彩霞推搡着朝楼下走去，我及其他同学立刻跑下楼梯，想要一探究竟。

位于38斋东门的拐角处，伫立着一处宽敞的平台，其容量足以容纳数十人。此平台前方是一片辽阔的空地，足以聚集数千人之众。我目睹了这样的场景：平台上，那些正在接受批斗的，包括了历史系的前任团总支书记、即将前往苏联留学的范达人，现任团支书记赵德教，以及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辅导员贾梅先等；学生干部则包括61级党支部书记、人称“尹大姐”的尹振玲，杨尚昆次子杨绍明，王彩霞，许保福等二十余人，其余的则是哲学系的师生。其中，我认出了一个人，那就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保送至北大哲学系、当时担任哲学系64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他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用纸糊成的高帽子，有些人因为时间紧迫，甚至直接从厕所的字纸篓中取用，以此作为替代。这些字纸篓，由铁丝编织而成，当被戴在头上时，一些人因此划破了脸，鲜血淋漓；而许多人脸上也被涂上了黑墨汁，情形十分凄惨。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被批斗者被迫低头、跪地，若稍有反抗，便遭受毒打。他们身上挂着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字样。这场批判斗争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最终因工作组得知消息而及时介入，得以制止。

当日下午，工作小组分头组织学生们就事件的性质展开讨论，意见分歧显著，各执一词。一部分同学将其视为革命行动，与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有相似之处；而另一部分同学则坚信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我当时的观点是，这更像是一场无序的混乱斗争。其中，有人应受到批判，例如杨绍明，他是中央指认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杨尚昆的儿子，但过度的斗争显然是过激的；而那些揪斗者，他们出于“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其要求却遭到了校系党组织的反对和阻挠，于是自行其是，这不过是由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所犯下的错误。我的观点与校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结论相近，即避开工作组而进行的乱批乱斗行为，实为有害于革命之举。因此，工作组派遣我前往世界史教研组，协助郝斌老师动员中青年教师。

随后，“六一八事件”被中央政府正式认定为“革命事件”，38斋东门由此被誉为“斗鬼台”，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的一个“革命圣地”。北大的“革命造反派”每月都会在18日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以缅怀“六一八”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每年6月18日，他们还会举办纪念活动，庆祝“六一八”的周年纪念日。这一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典范，引发了全国性的“乱批乱斗”现象，其恶劣影响深远。

向“钦犯”通风报信

1966年7月27日的黄昏过后，同学们争相涌向东操场，皆因传言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即将在此向北大师生发表重要讲话，传达关键指示。传闻中，中央文革小组不久前已莅临北大，副组长江青更是直言不讳：“革命的，便随我们同行；不革命的，滚开！”为了聆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避免误入歧途，错站阵营，师生们纷纷向东操场聚集。一时间，东操场人潮涌动，汇聚了北大师生以及周边单位的工作人员，乃至北大附中的红卫兵。

我印象最深的是江青讲话中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她不承认张文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韶华的母亲）是亲家。因为张文秋“在新疆就成了叛徒，出卖了毛泽民同志”。解放后张文秋“为了保护自己，让她女儿张韶华嫁给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她们母女不是照顾毛岸青，而是在迫害折磨身患精神分裂症的毛岸青”。还说“张文秋另一个女儿张韶林在北大西语系，也不是好人”。第二件事说历史系教师郝斌是坏人，郝斌曾说李讷（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出身富农，并在四清中跟踪和迫害李讷。

江青等人原本计划对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行突袭。张承先闻讯后迅速赶到东操场，却已无法登上主席台，只得在篮球架下聆听她的发言。江青得知此事后，反而诬陷张承先未对中央文革小组表示欢迎。她的言辞激起了红卫兵对张承先的强烈愤慨，以至于北大附中知名的“女红卫兵小将”彭小朋竟解下腰间的皮带，对张承先进行了殴打。

继后发言的包括康生、陈伯达（他操持福建口音，担心听众难以领会，遂请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担任“口译”）、戚本禹、李雪峰以及朱德等。当时，我对康生颇感敬仰；李雪峰的发言显得颇为尴尬，既要履行领导职责作出指示，又需对派出的文化革命工作组进行自我批评。而令我尤为愤慨的是，在朱德元帅发言之际，江青及其随从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场，对德高望重的朱老总这样的尊敬长者，实属失礼之至。

散会之后，我听闻西语系的学生们议论纷纷，提到张韶林——我们年级的同学都亲切地称她为“张姐”——在得知江青点名批评她之后，心生恐惧，选择了逃离。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心中充满了疑惑。我认为江青在那个场合提及家事并不适宜，而且她所述关于郝斌迫害李讷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实际上，郝斌一直在竭尽全力保护李讷。在与他交往的这段时间里，我坚信郝斌并非恶人，于是决定冒险，向他通风报信。

翌日拂晓，我造访郝斌的居所，向他传达了昨晚江青点名指责他与张韶林为奸佞之徒的消息，并告知张韶林已于夜幕低垂之际逃离，若郝斌继续逗留，恐将遭遇不测之祸。话音刚落，我便匆匆离去。归途途中，偶遇一群热衷于批斗郝斌的历史系学子。自此，郝斌便屡遭无情且残酷的批判与斗争。

战斗队与革命名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并检阅了红卫兵队伍，随后，宋彬彬被赐名“宋要武”。自此，红卫兵战斗队、兵团等各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组织中，有的规模庞大，成员逾千，有的则寥寥数人。每个组织都竭尽所能，为自身取一个充满革命气息的名字。北京大学涌现了诸如“东方红”、“井冈山”、“新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兵团”等众多名称。而历史系的战斗队则有“红梅”、“战地黄花”、“缚苍龙”、“红色清道夫”、“硬骨头”等各式别称。

我所属的红卫兵组织定名为“1226兵团”，寓意着12月26日——毛主席的诞辰纪念日，象征着“紧跟毛主席的步伐，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追溯至1963年12月26日，胡德平、刘国政两位同志发起，罗昭、刘俊文及我本人共同参与，我们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踏上了毛主席所倡导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鉴于我当时的出身背景，尤其是作为越南留学生辅导员，便于寻找学习场所，大家纷纷谦让，推举我担任召集人。自那时起至1964年10月参与社教运动前夕，我们组织了多次前往海淀某生产队参与劳动，与农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我们的红卫兵组织被命名为“1226兵团”。我被推选为兵团负责人，大家戏称我为“马司令”。

“1226兵团”亦曾经历分化，部分同仁投身“井冈山”，形成了反聂势力。1967年，我再度加入一个中立阵营，该阵营由历史系、物理系等院系联合组成，名为“革造”，我担任了宣传部长一职，为“革造”的存续贡献了一段时间。然而，不久后，我重返“新北大公社”，并逐渐演变成一个跨系组织，主要由历史系62级学生构成，同时吸纳了俄语系、东语系和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行动方针是仅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避免内战、派系斗争和武力冲突。因此，对我们持反对意见的人戏称我们的兵团为“谈恋爱的俱乐部”。这一称呼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到1968年，我们兵团已有四五对恋人。例如，我系62级的陈育宁与汤筱芳，62级的朱友华与俄语系王瑰梅，62级的谷长岭与历史系63级的叶凤美，62级的陈家稼与俄语系楚绍华（后未成），甚至有人谣传我与东语系的一位同乡恋爱，实则我在1965年秋季就与家乡的刘定玲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们兵团曾搜集并出版有关刘少奇的材料，撰写了《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一文。1967年秋季，我带领东语系的王金地离校两个月，1968年4月29日，我与陈育宁、汤筱芳一同离校，以躲避武斗，并在军宣队进入校园的前夕返回。

63级的李金顺改名为“李革命”，62级的李毓芳女同学改名为“李铁锤”，65级的钱凤娟女生改名为“前进”等等。北大历史系的青年教师马林彪因为与副统帅同名，且“马”字发音近似“骂”，被认为是在侮辱林彪，于是遭到红卫兵的通缉。他被迫改名“马忠理”，寓意忠于马列主义理论和“马列主义顶峰”的毛泽东思想理论。有战友曾建议我，我的名字“生祥”含有封建迷信之意，建议我改个名字。经过反复思考，我更名为“马赤兵”，不过这个名字我只用了短短一年。

文革对北大历史系造成严重破坏。

1966年上半年度，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遭到《人民日报》的公开点名批判，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称号。同年六月，历史系三院门前挂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其中“浅”字后改作“深”）。在系工作组与全体师生举行的见面会上，被指为“牛鬼蛇神”以及反动学术权威的人员多达四十余人。目睹这副对联，我心中不禁感到不适，心想，若是果真如此，我们岂不成了“王八”的弟子，自称为“王八崽子”了吗？

文革初期，历史系隋唐史领域的专家汪褰先生不幸服毒离世。考古专业的青年教师俞维超在绝望中，曾在清华园车站附近尝试卧轨自尽，幸运地被火车头上的清道机抛出数米之外，虽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中国史教师李原也遭受逼迫，被迫服毒自尽。1968年12月，历史系文革期间的主任吴维能选择跳入未名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尤为令人痛惜的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决定保护的翦伯赞，在中央文革专案组成员的严刑逼供下，与自己的伴侣一同服用了安眠药，双双离世。在他遗留下的裤兜中，发现了两张纸条，一张写着“问的问题无法回答”，另一张则是“毛主席万岁”。每当回想起这些，心头总是不禁为之颤动。

1967年12月10日，历史系的谭圣安先生遭遇了新北大公社的严厉对待。他被带至北大饭厅，被迫屈膝请罪，对于为何遭受此难，他感到困惑，并试图解释，却遭到了对方的激烈打击，导致脊椎骨折，终身留下了残疾的痕迹。原来，与他同属一个战斗队的王晓秋先生，曾撰写了一则纪念一二·九运动并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为了规避保守派的指控，王晓秋先生必须在12月9日当天张贴此报。他夜以继日地赶稿，遵循惯例，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画了红叉，而将“毛主席”三字置于大字报的正文中上下两行。不幸的是，王晓秋先生在“毛主席”三字上误将“×”字打错，这一失误被其对立面抓住不放。随后，新北大公社历史系下属的若干战斗队便将矛头指向王晓秋先生。由于王晓秋先生不在场，他们便将谭圣安先生，即该战斗队的队长，作为“替罪羊”进行批斗。

保护翦伯赞脱险

翦伯赞先生虽遭《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然而，他却是周恩来总理在1938年亲自吸纳的入党特别成员。在文革期间，负责组织批判运动的工作组和学校文革委员会的常委刘国政，曾特别委托我负责在批判翦伯赞先生的过程中保障其人身安全。每当进行批斗时，翦老需乘坐吉普车接送，批判内容若不涉及他本人，便不允许他出席；只有在批判他自身的问题时，才允许他出场。鉴于翦老体弱多病，批斗时为他准备一把竖起的长凳作为拐杖，以便支撑；批斗结束后，便允许他提前离开现场，返回住所。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平安无事，但偶尔也遭遇过危险情况。

翦伯赞

“这是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并高喊“打倒翦伯赞！”此言一出，激起众怒，不少外地中学生和群众质疑：“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为何还能乘坐吉普车？”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翦伯赞”的声音越来越大，人们推着吉普车，将其向东推移了十多米。我感到极度的恐慌，担心如果车被推至会场中心，不知情的人群会对翦老进行伤害，那时我将成为罪人。我一边向群众解释，强调保护翦老的生命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呼吁大家注意政策，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边指挥历史系的红卫兵手拉手围成圈，将吉普车缓慢地推向西方，经过半小时的努力，终于将车远离人群。到达翦老家后，我全身衣服湿透，任务终于完成。1967年11月，学校文革根据中央文革的命令，在北大东操场对陆定一、周扬等进行批斗，并要求北大的主要“反动学术权威”陪同。这次活动由中央、北京及校安全部门负责筹备，我再次被指派押送翦老至会场，并确保其安全返家。此次行动十分顺利，没有发生上次那样的危机。这是我离开北大前的最后一次参与批斗翦伯赞的活动。

文革工作组回北大历史系受审

1966年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师生，举行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盛大会议，并在会上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相关决定。此决定源于毛泽东主席在7月25日的汇报中提出，工作组存在“既不能批判，又不能改正”的问题，其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阻碍了运动的正常进行。据此，毛主席下令全面驱逐工作组，强调“不应设置工作组，而应让革命师生自主推动革命”。北京市委据此作出了上述决定。

在离开北大历史系之际，文革工作组向全体师生明确表态，承认自己在镇压革命运动中犯下了错误。尽管此刻他们即将离开，但他们强调，无论何时若需对工作组进行批判与清洗，他们都将遵命返回，接受相应的审查。

历史系“革命师生”在燕南园北边的风雨体育馆内进行选举。62级有一位同学率先推举胡德平为系文革主任。其理由是：一、胡德平是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出身高干子弟，根红苗正，可信赖；二、他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听毛主席的话。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吴维能出身工农干部，曾受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被下放劳动过，又了解系里的情况。选举结果吴维能为系文革主任，胡德平为副主任。

在吴维能的主持下，批判工作组的事项迅速被提上了日程。进入九月下旬，吴维能召集了系内各战斗队的负责人，提议我们应当将工作组“请”回，对其进行批判。他通过电话联络，安排各年级或战斗队选派代表与工作组代表进行谈判，以便确定工作组接受批判的具体时间和计划。海军航空作战部是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主要机构，其总带队是彭林中将，同时担任北大文革工作组的副组长。因此，海军航空作战部在前门的一家招待所设立了联络站。吴维能携带着63级的靳枫毅、64级的谢火金、65级的我一同前往那家招待所，就批判事宜进行了商定。

依照既定安排，历史系的部分师生在北大三院与二院之间的院落内对工作组进行了批判。在此次批判会上，校文革工作组的留守组长吴振生亲自出席，并代表北大文革工作组进行了自我批评。吴振生，恰巧是本系61级校友吴生辰的父亲。鉴于吴生辰素以诚实、朴实的个性著称，且并无显赫家世带来的特殊待遇，因此，会议的批判氛围并不激烈。

1966年10月1日观礼于西观礼台

1966年9月的尾声，北大历史系在文革期间的办公室主任马忠理通知了我，他安排我于10月1日代表历史系的红卫兵队伍，参与国庆节的观礼活动。我表示，我们系内有许多同学比我更为积极，且在各项活动中表现优异，我列举了多位同学的名字。然而，他回应说，这些同学都因外出串联活动而未能留校，因此，这次机会对于外地求之不得的学子而言，实属难得。我经过一番思考，最终决定不再谦让，欣然接受了这一光荣的使命，并参与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

1966年10月1日的清晨5时，我携带着三份充饥的餐食，踏上了驶往目的地的豪华客车。大约6点钟，我们抵达了劳动人民文化宫，随后登上了西侧的观礼台。到了9点半左右，西观礼台上的众多目光突然齐刷刷地投向天安门城楼，掌声如潮水般汹涌，响彻云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场面热烈非凡。原来，毛泽东主席已经步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身着一袭崭新的绿军装，袖子上佩戴着鲜艳的红袖章。片刻之后，人群中又传来了对林彪副统帅的祝福：“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久健康！”再过一两分钟，周恩来总理、陈伯达、陶涛、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纷纷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上午十点整，1966年的国庆大典如约拉开帷幕。林彪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国务院，发表了庆祝国庆十七周年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仍在持续进行。”国庆庆典仪式结束后，盛大的国庆游行随即展开。

国庆阅兵式上的参与者，普遍身着鲜艳的绿军装，佩戴着醒目的红袖章，手中紧握着红宝书——那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珍贵小册子。从远处望去，他们仿佛构成了壮观的“绿海”与“红海”。当队伍踏入东华门，口号声便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其中，呼声最为高昂的莫过于“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誓死捍卫毛主席”以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

游子们手中紧握小红书，齐声高呼口号，脸上洋溢着幸福、荣耀与感恩之情，许多人热泪盈眶，情绪激昂。检阅仪式迭起高潮，直至午后五六时方歇，参与受阅的人数至少达两百万。这是毛泽东威望的顶点。相较之下，国庆18周年的庆祝游行在规模与气势上，便无法与17周年庆典相媲美。

跟不上形势

自1966年10月至1967年6月间，我屡次陷入路线偏差，始终未能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心中诸多困惑，难以理解。

我难以理解为何会有“推翻大军阀朱德”的提议。据悉，这场“倒朱风波”源于林彪在一次讲话中引发的争议。在这次讲话中，林彪直面朱德委员长，质疑其是否真正担任过总司令一职，并指责朱德曾是党内潜伏的反动军阀，以及顽固的老反革命。甚至将1928年井冈山会师的焦点从朱德与毛泽东转变为林彪与毛泽东。当时林彪声望高涨，我及众多人同样心怀不满，却敢怒不敢言。

1967年2月下旬，有人写大标语，内容是打倒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开国元勋们。我便问写大字报的人，“你写这些标语有证据吗？他们可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呀！”他回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的话，还会有错吗？”我对他说：“咱们北大师生没有愚从习惯，遇事都问为什么，都是讲理性的人，雷渝平（国防部作战处处长雷英夫的女儿），她敢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说，'江青阿姨，你可不能乱点名，说话要有证据呀’。胡德平（胡耀邦长子），赞同怀疑一切，他的对立面问他'你怀疑毛泽东思想吗？’胡德平说'我从怀疑出发，学习了毛泽东著作，由怀疑，达到了信赖和热爱毛主席。’咱们万不能听风便是雨呀！”他说：“现在大家都信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中央文革成员，特别是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们讲了话，不闻风而动，就会被对立打成保守派，一旦被说成保皇派一切就完了。”我明知劝也没有用，还是说了一句：“作为一个人，应该说什么写什么，都应坚持有证据的做人的起码准则。”

1967年夏季，《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频繁将林彪誉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然而，日夜为国家事务辛勤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周恩来总理，却从未享有这样的赞誉。对此，我深感对周总理的不平。总的来说，我反复思考，为何自己无法与毛主席的战略步伐保持一致？难道我这个出身贫苦、深受党教育多年的人，对毛主席不忠诚吗？尽管我逐渐落后，但我始终坚信自己问心无愧。